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

恰是因为这些可能出现了，人们不断讨论，发觉其也未必注定无理，所以，我们便易产生对新可能的诉求和批评的期待，也逐渐出现了对已发生的可能的谅解。

1996年颁布的《律师法》则规定国家实行律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制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律师学院主要有两种模式。

[11] 二、法学本科生的人才质量标准 那么，什么是合格的法律人才？或者换句话说，什么是法学院人才培养质量的标准？教育部2018年4月份发布的《普通高校法学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所提出的目标是培养德才兼备，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熟练的职业技能、合理的知识结构，具备依法执政、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高效高质量法律服务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有些法学课程设置比较强调理论法学，偏重抽象的法学理论或者法学理念的教育，导致法学本科生对于现行有效的法体系和法律规定了解不够体系和全面，毕业之后无法快速适应实务工作的要求。即使法科毕业生在其他职业中成功，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法学院中系统学习了与其将来职业有关的课程，而是因为他们通过法学专业教育所形成的素质，对于从事其他职业有帮助。[25]而从2018年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命题的具体情况来看，司法部不但将考试形式从一次考试改为客观题+主观题两次考试，而且要求命题人以分析法律实践能力为主，主要以小案例的形式来命制客观题。[15]虽然各法学院可以聘请法官、检察官或律师来给学生提供职业技能训练，但这种训练只能作为课外活动或者高年级的选修课、实习课来进行设置，不宜占用专业必修课的课堂时间。

[18] 当然，这里并不是主张，除了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具体部门法课程外，不能（或不用）为法学本科生开设纯粹的法学理论课程、法经济学、法律社会学等交叉学科课程、人文、自然或美学等通识课程以及职业技能培养课程，而是说应当在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方面应当分清主次，以部门法的教义学训练为主体，以交叉学科课程、通识课程以及职业技能培养课程为补充。其二，在确保本科生普遍掌握基本的法学/法律概念、知识体系以及法律思维和法律论证能力的基础上，提供更为深层次的法学理论知识以及其他学科的知识，[19]从而为其本科毕业之后继续进行理论深造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劫波经是吠陀六支之一，其包括三个部分。

这种宗教法没有形成罗马法那样的分类，既没有把法律分成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也没有把法律分成公法与私法，更没有把法律分成市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前两种法的宗教性质不然而喻。许多法论都主张，法官在一些案件中可以适用习惯，例如 《摩奴法论》就主张，知法的国王应该详细调查各地区的各种姓法，还有行会法和家族法，然后确定各人的法。最后，婆罗门通过参与司法，对传统印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在传统印度法中，印度教法占主体地位。吠陀本集的主要内容是举行宗教仪式时奉献给众神的颂词、歌咏或祷语，以及一些祈福禳灾的咒语和巫术。

首先，在传统印度法的发展脉络上，宗教法是主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伐楼拿与因陀罗并列在一起受到祭拜，通过伐楼拿，达摩也与因陀罗联系起来。吠陀时代 期的印度人认为，众神创造和维护宇宙秩序和人世秩序，对于人类是一种恩典。例如，法论中禁止与患有传染病的人结婚，其动机是为了防止疾病遗传给后代。

但它们只占领了局部地区，其法律的影响范围和深度十分有限，与后来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时期对传统印度法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基本原则和精神为印度教法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根据印度教正统理论，前两种法源不是出自人的决定，而是从神那里直接听来或由古代圣贤所记忆的神旨，因此是达摩的 两个根，其权威绝对不容置疑。于是，伐楼拿和密多罗明察秋毫，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对于维护秩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

大多数法经和法论认为具有三种法源，即吠陀经 （亦称神启经，以下依据语境互换使用）、圣传经和良好习惯。这三重债不仅涉及学习吠陀的梵行期和娶妻生子的家居期，而且包括林居期，因为在林居期仍然要举行祭祀。

第二，研究传统印度法律的学者可以在不同意义上使用 传统印度法的概念。在 《梨俱吠陀》中，达摩一词共出现６７次，早期的达摩概念仅仅与伐楼拿相联系。

为此，古代印度社会便出现了集体决定良好习惯的机制。最后，在法与习惯的关系上，如前所述，良好习惯属于法的渊源之一。在吠陀时代，人们识别良好习惯也许容易一些。法国印度法专家兰加认为，人们在找不到前三种法源或达摩规则存在冲突时，才应诉诸 自我满足。献祭者对于上３代，即父亲、祖父和曾祖父，提供整饼之祭。第二，宗教祭祀层面的达摩是指以正确的方式，维持祭祀和履行宗教仪式。

历史上，印度学者围绕对吠陀的解释形成了 吠陀六支，即语音学、韵律学、语法学、词源学、天文学和有关宗教仪轨的劫波经。不同的种姓，遵守不同达摩。

其三，在新的自然环境中，他们必须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维持生存和发展。上述三种债，与种姓规则有关，也与人生阶段有关。

具有世俗法性质的王令、地方和行会规章以及习惯法处于从属地位。在孟加拉，吉穆陀伐诃那 （Ｊīｍūｔａｖāｈａｎａ）的 《达耶跋伽》（Ｄāｙａｂｈāｇａ）取得了支配地位。

二、达摩的含义 在印度教法中，核心概念是 达摩（ｄｈａｒｍａ）。《梵书》、《森林书》和 《奥义书》也都出自婆罗门之手。在案件中，国王是敬拜的对象。这里，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在公元前６世纪，法经逐渐独立出来，自成一体。第三种用法是在法系的意义上，意指以印度教法或佛教法为核心所形成的世界性法系，主要成员是南亚和东南亚一些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国家或地区。

第三，良好习惯 （ｓａｄāｃāｒａ）是指知吠陀者的善行。换言之，火神是人与神、神与神之间的中介。

②知晓吠陀者应是贤良之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格和声誉。不同形式的祭供同血缘的远近密切关联。

后来的 《祭言法论》沿袭了 《摩奴法论》的做法。如果一项规则没有可见的动机，就可以推定为属于法的范畴，因为这样的规则可以关联到神启经，而神启经中的命令或禁令都基于不可见的精神动机，而不是基于任何可见的物质或欲望动机。七、结语 一般说来，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宗教在特定文化和社会中的地位。相比之下，传统印度法的宗教法主要掌控在婆罗门手中，而称作罗 的君王在种姓上低于作为祭司阶层的婆罗门，因而对于宗教法的影响较为有限。

而且，法官适用习惯法时必须服从两个原则，一是不得与达摩相冲突，二是适用范围仅仅限于特定的地区、行业、种姓或家族，而不能具有达摩那样广泛的适用范围。对于上７－１４代祖先提供水祭。

传统印度法这一点与古代伊斯兰家国家的法律特别相似。根据法源的位阶，人们在神启经和圣传经中找不到具体答案，便可以采用良好习惯。

但在 吠陀时代之后，关于何为良好习惯，人们常常会产生争议。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笔者首先做出以下几点说明。